元初李壇之乱是爱好者们熟悉的历史事件了,作为周旋于金、宋、蒙元之间的红袄军首领李全的继承人,在忽必烈汗登基后册封为“江淮大都督”、“山东行省大都督”的李壇,为什么要起兵谋反?许多相关论著中,都将之归结为李壇包藏祸心、企图割据一方、利令智昏等等,似乎都是李壇个人的政治野心和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误判所致,而忽略了蒙元朝廷的相关欺压政策的陆续出台,对其产生的催逼作用。

自蔡州之役,大蒙古国完成灭亡金朝之后,蒙古朝廷已经开始加强对汉人世侯群体的监控措施。首先就是强调了各世侯必须向蒙廷负有配合服从达鲁花赤、纳税输粮、编户籍、设驿站、助军、纳质等义务。在助军征伐镇戍中,蒙廷力图分离汉人世侯的管兵权和管民权,分割改编汉人世侯的精锐军队,使大蒙古国和汉人世侯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这其中,和山东世侯益都行省总管李壇的矛盾关系尤甚尖锐。

1233年,“太宗命纯只海佩金虎符,充益都行省军民达鲁花赤。"1257年前后,蒙古朝廷改称许多行省为路总管府,以降低世侯行省官职的规格。 例如,益都达鲁花赤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李壇的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李壇的不满情绪。到了1236年,蒙哥汗向中原地区的各万户辖区,派遣蒙古探马赤军镇守,命五投下诸将分镇中原,其中阔阔不花所部镇益都、济南一带。负责直接监视震慑汉军万户,从而更加激起李壇与蒙古朝廷的矛盾。

此外,自公元1236年起,元太宗窝阔台下诏在中原征服区域内,给诸王、贵戚们大肆裂土册封,共计一百多万户百姓成为诸王、贵戚们的投下部民。其中哈撒儿长子也苦大王名下的部民,就主要由益都、济南二府提供,这使得两府的世侯李壇和张宏叫苦不迭。此外,自蒙哥汗继位后,为了大规模的对宋、对波斯的战争准备,对各世侯的岁入银和其它资源的缴纳力度,也大幅提高,有些世侯如史天泽,在歉收之年为了应付朝廷的催缴,甚至只得以自家私财代偿。

最后,在提下李壇的“特殊情况”,他的地盘处于蒙宋两国边境之际,虽然自其父李全时代起,李氏与南宋就兵祸不解,但在以金国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前提下,蒙古朝廷默许了李壇集团长期与南宋边官之间的“互市”行为,尤其是马市,成了李壇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渠道,也成了维持集团实力的“生命线”。可自蒙宋战争激化后,朝廷再三下诏杜绝与各地边将与南宋的贸易行为,尤其是马市,坚决禁绝,违者严惩,这直接导致了李壇集团的岁入枯竭,令其上下愤慨。于是,当忽必烈、阿里不哥内战开始后,山东行省的探马赤军尽数北调,自感机会来临的李壇,虽然收到了忽必烈任命其为“赐山东行省大都督李壇,金符二十、银符五,俾给所部有功将士” ,且号令“蒙古、 汉军之在边者, 咸听节制"的恩赐,但他判定这反倒是对其猜忌、以图稳定其的策略,反倒加紧了与南宋及其它汉人世侯联络,以起兵反元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