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大的事莫过于自我意识。价值观是自我意识中相当重要的组成。而价值观中,是非观又是一个基础元素。

《旧约·创世纪》里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这就是个是非观的问题。这里耶和华的是非观就是光好,暗坏。所以信上帝的人是非观很好办:遵照《圣经》。

我一直觉得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类都需要宗教信仰,这是个很大的原因。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成本很低的统一是非观的方法,而且适用谱广。

而对于打算寻找自己是非观的人来说,恐怕没有好走的路。我们选择了相信科学。科学是最坏的神,他从来不体恤子民,也不会照顾那些受惊的羔羊。

看到电闪雷鸣的时候,相信那是雷公电母吵架或者宙斯发怒是最简单的路;而弄清楚大气放电的全部物理细节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不可能弄清楚每件事物的科学解释。事实上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电闪雷鸣的细节——只是知道科普读物上写的那几句话,并且相信是那样而已。

在科学之神的圣经里,终极、绝对的是非是不存在的。电子和空穴、左旋和右旋,这些都是客观和绝对的。然而自然界并没有客观的”对子“或者”错子“,对和错是人类意识的产物。我认为在墙角喷灭蟑剂是对的,蟑螂恐怕不会这么想——如果它能想的话。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其实和我们给袁崇焕扫墓,蒙古人给成吉思汗陵献哈达一样,都是对的——站在各自的立场上。

人类的是非观其实是一个个同心圆。以“我”为圆心,以各种各样的半径划圈:我、我家、我们厂、我们河北省、我们中国、我们农民、我们基督徒、我们乙肝患者、我们同性恋者、我们素食者、我们地球人、我们人类……等等。用一个成语概括就是“党同伐异”。所以,在各种文化中,杀死自己的邻居几乎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杀死其它部落(国家/民族/教派……)的人就不一定了。

半径为零,最小,最核心的是非观是“我”。在此基础上,圈子逐层增大,“浓度”逐层降低。作为人类,最大也最淡的是非观当然是“凡有利于人类整体存在和发展的就是对的,不利于人类整体存在和发展的就是错的”。正因为其“浓度”低,所以《京都议定书》之类的东西推行起来自然格外难。

地球上大部分生物划圈的根本标准其实是基因相似度。虽然它们并不知道基因这回事,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施这一点。

譬如说,蚂蚁用气味作为划圈的半径。带有同一蚁巢气味的就是自己人(或者说“自己蚁”),应该相濡以沫;气味不同的就是竞争对手,应该你死我活。

作为智慧生命,我们能区分亲兄弟和表兄弟。但是作为智慧生命,我们仍应该以基因作为是非观的划分标准吗?

假设,我们赋予一只黑猩猩人类的智力,让它接受基督教思想,让它受洗,让它在所有的方面表现得都像一个基督徒——对于基督徒们来说,这只黑猩猩和一个终其一生咒骂耶和华的异教徒人类之间,谁更亲近?

把上面的黑猩猩换成老鼠。我们不但让这只老鼠有了人类的智力,还让它有了人类的外表——譬如王力宏的样子——但是它大部分基因还是老鼠的。在拥有100%人类基因货真价实的武大郎和这个外表像王力宏一样的但是具有大量老鼠基因的生物相比,女孩子们更愿意和谁约会?

现在,让我们完成最后一跳:一个甚至连DNA都不具备的人工智能保姆,和它从小抚养大的人类少年之间的感情,是否会比这个少年和敌国的士兵之间更近?当少年需要在这个保姆和敌国士兵之间选择毁掉一个时候,他会选择毁掉哪一个?

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结论:对于智慧生命来说,同心圆圈不应以物种划分。或者说,智慧生命的物种划分不应以基因为主要依据。智慧和思想的差异才是更高优先级的标准,才应作为是非观的根本刻度,才是划分“我们猫科动物”和“你们啮齿类”的准绳。

终将有一天,这也许会成为地球上多数智慧生命的共识。既然我们打开了基因研究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潘多拉之盒,那么这一天也不会太遥远了。

补:

也许现实主义者会觉得基因研究和人工智能离我们还很远,而且未来到底能搞成什么样还不一定,所以这个观点太过乖谬和离经叛道,太过”科幻“和不切实际。

其实这个观点本身并不需要现代科技的支撑。做上面那样的假设只不过是让读者更容易理解罢了。也许有人会想到:“咦——这个观点很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两千三百年前,有个叫孟郊的人,提出了判断”是我族类“和”非我族类“应以思想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血统和民族为标准:“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这个后来被称作”华夷之辨“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外交政策。